在我国古代文化典籍中，《易传》（《易大传》）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，作为儒家的代表性文献，这部典籍体现出独特的价值观念。我们所说的《周易》自然不仅仅包括占筮文字组成的经文，还包括相传与孔子有关的传文，即《易大传》。根据学者们的研究，特别是随着对地下新出土史料的整理和研究，《易大传》尽管形成的具体历史时期还有待进一步探讨，但基本被认为是战国时期的作品。虽然各自的篇目章节也有早晚的差异，但存在着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。这使对这部分作品进行比较研究有了可能。

本文尝试从损益思想角度探讨《易传》的思想面貌，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它的思想文化意义。

 

一、《易传》的损益观

 

损益思想，可以简称为变革思想，指人在面对自然环境与社会礼仪、文明成果面前的基本的价值取舍观念。

这种思想最早来源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“上帝观念”、“天命思想”，损人益天与损天益人是这种损益思想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，也是探讨天人关系（包括天人合一、天人相分）的具体方式和步骤。当然，需要说明的是，这里“天”决不仅仅是自然，而更主要的指天命、天帝、天心等。

《周易》经文六爻的的递推实质上就体现了一种损益的思想和观念。比如《乾》卦由“初九”至“上九”，依次经历“潜龙，勿用”、“见龙在田”、“和跃在渊”、“飞龙在天”、“亢龙，有悔”几个阶段，在卦象上也呈现出了益与损的交融和交替，核心思想则是损益的思想。又如《蒙》卦由“初六”至“上九”，依次经历“发蒙”、“包蒙”、“困蒙”、“童蒙”、“击蒙”几个阶段，也是如此。

不仅《周易》经文和卦象反映了损益的思想，而且在某些卦爻辞中也含有丰富的损益思想，如《坤》卦“初六”，爻辞为“履霜坚冰至”，该文句表达了由“霜”到“冰”的增益过程，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，提醒人们防微杜渐，注意事物的发展动态。又如《噬嗑》卦“初九”，爻辞为“屦校灭趾”，校，“木囚也”[①]，意思是脚曳校前行，校恰掩其足。虽然这种打扮还只是轻囚轻罚的标志，人们自然也可以感觉到“受轻罚于前，则知所警惕，亦免重戮于后”[②]，这种道理自然也体现出担心事态恶化的倾向，事理发展虽然体现了“益”的过程，但人的行为则主要在于把握“损”的真谛，在天地运行之间，妥善地把握事物发展的分界点，反省自躬，本身便就是一个“损”的过程。

自然，《周易》关于“损”“益”的思想比较集中的内容则主要反映在紧密相连的《损》、《益》两卦中。

 

二、《损》卦的损益思想及实质

 

《损》卦，      （下兑上艮）。经义本指占筮的情形和结果，“有孚。元吉，无咎。可贞。利有攸往。曷之用二簋，可用享”，意思是如遇到此卦，作战自有俘获；事情大吉大利；所占问的事宜可以实行。祭祀鬼神，即使只用两簋饭，也可用来行享祭的大礼。尤要注意的是后一句，该句的“曷”，按高亨先生的看法，“借为馌，馈食也”[③]，馈食于鬼神，即祭祀，所以实际上谈论了在祭祀过程中的“损礼”问题，也就是后来所说的“煞礼”，减损礼的形式而不致影响祭祀的效果。这一卦题名为《损》，自有渊源。

但是在经文中，只是谈及“损”礼是否可行的问题，意义还不是很丰富。后来在历代的传文中，《损》卦的哲学意义日渐被揭示了出来。

《易大传》，《彖辞》注意到《损》卦上下卦（或者外内卦）的寓意和属性，并将它们放置在一个系统中加以考察，指出艮象山，系阳卦，属刚，以比贵族；兑象泽，系阴卦，属柔，以比民，所以《损》卦显示了贵族高居民上、损下以益上的道理。正如高亨先生指出的，《损》卦得名，并不是从贵族的角度，而是从民的角度，“损在民，自民之角度言之”[④]。《彖辞》又赋予了“时”的观念，“损”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实行的行为，不是常礼，“二簋应有时”，比如战争、丧国、大灾、路中，从而将“损”视为权宜之计；“损刚益柔有时，损益盈虚，与时偕行”，《彖辞》的“损刚益柔”自然也超出了《损》卦经文的意思，却反而与《益》卦相近，是一种纷杂的现象，姑且不论。但是，“时”的观念，在损益问题上被充分提出来了，也就是说，损益改革要注意考察事物的实际情况，根据时势的需要采取相应的行动，才能达到上下和睦、百业兴旺的境地。

《象辞》则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，即通过卦象揭示人修养的道理，认为山下有泽，不免侵蚀损坏，从《损》卦中君子可以明白“惩忿窒欲”的重要，克制愤怒和贪欲，才能不断完善人的德行。《象辞》在解释该卦各爻辞时也紧扣着这个修养身心的思路，所以很强调“志”，讨论是否“合志”、“中以为志”、“损其疾”、“大得志”等问题，概括起来，即君子如果在做事时能考虑是否合乎志愿，坚守正中之道，克服不足和弱点，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，损己益人，自能得到人们的支持和帮助，从而实现自己的抱负，就是“大得志”。值得我们注意的是，《象辞》解释也没有完全忽视“损”、“益”之间的联系，这进一步说明两卦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、互为表里的关系。

 

三、《益》卦的损益思想及实质

 

《益》卦，      （下震上巽）。经义本指占筮的情形和结果，“利有攸往。利涉大川”，意思是遇到此卦，所占诸事皆利，渡涉江河也无不顺利。经义本身与该卦卦名了无关涉。

《易大传》，《彖辞》解为：“《益》，损上益下，民说无疆，自上下下，其道大光。”按高亨先生解释，“说读为悦，喜悦也。下下，君以卑谦之态度礼敬民”[⑤]，所以，《益》卦之所以称为“益”，正是从下民的角度出发的，即损上益下。实际上，这种解释的根据也是该卦的卦象特征和属性。《益》卦下震上巽，震为阳卦，属刚，象君，巽为阴卦，属柔，象民，所以被解为君居民下，损上（君）益下（民）。可见，联系前文，《彖辞》在解《损》、《益》二卦时角度是一致的，即都是从民（下）的角度出发确定损益的，因为损益是相互对立的矛盾统一体，具有相对性，只有选定明确的立足点才能展开论说。至于《彖辞》为什么选定“民”（下）为立足点，则是颇耐人寻味的。在《易传》中，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。如果说《彖辞》有明确的思想倾向的话，那么，至少“民本”思想是其思想观念上一个重要的特征。

《彖辞》根据《益》卦上、下卦的卦象和中位，指出君臣各处其位，这是“中正”之道；同时补充了“木动”“行舟”的道理。它又进一步引申为“天施地生，其益无方。凡益之道，与时偕行”，这是对《益》卦“益”的思想的丰富和扩展，使其成为万事万物的生成法则。但是如果联系《彖辞》解《损》卦的文字，不难看出，《彖辞》作者比较好地贯彻了两个原则：一是选定从下民观察的角度，一是坚持“时”的观念。所以，无论损还是益，关键是“时”的变化，在君民各有常位的观念下，损和益毕竟都是暂时的、临时的、相机的举动，都是“与时偕行”的举动，而不是“常道”。

《象辞》则根据巽震的风雷语义，寄托了德刑的教化意义，从而引申为“君子以见善则迁，有过则改”。“迁善改过”也是成为君子的修养功夫，但已是对经文主旨的引申和发挥了，其中寄寓了损益的思想，即“损过益善”，与《损》卦“惩忿窒欲”的损己是内在统一的。

总之，针对《损》《益》卦，《易大传》中的《彖辞》和《象辞》解释时具有鲜明的特色，采用了统一的标准和尺度，在思想观念上是一脉相承的，这给我们理解时提供了一定的方便，即把握损益思想，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，才能最终获得对“道”的体悟和理解。在思想观念上，能够认识到“民”的重要和“时”的影响，这是《易大传》在损益思想上的突出贡献。但是，囿于常位常道的观念，《易大传》的损益思想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或临时性，是必要时用来调剂的手段，而远不是正常的做法。但是，毕竟较漠视民的地位的观念要进步得多。

 

四、《周易》损益思想的影响

 

《周易》《损》卦、《益》卦的思想影响深远，特别是《彖辞》、《象辞》的解释成为后来不少哲学家、思想家阐发和建构自己思想体系的基础。其中比较醒目的是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。

王夫之认为，作为天地所行的大道，必要时的损益是正常的，他联系人的“性情”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和阐发：“性静而止，情动而流；止以为畜，畜厚则流。迨其既流，不需其长，随应而变，往而得损者，亦固然之势矣。”[⑥]王夫之着重强调了“损”的“时”的特征，即“随应而变”。这继承了《彖辞》的看法。

但是在论述如何“损”的问题时，他根据自己对性情理欲不能截然分开的观点，则受《象辞》的影响更大。他认为君子用“损”，主要体现在“惩忿”和“窒欲”上，当“性甫正而情兴，则抑酌其遇，称其才，而因授之以节已耳”[⑦]，可见他所说的“损”不过是根据人的才情性的实际作些节制罢了，而不是完全扫除净尽，实际上扫除净尽也是不可能的，当“忿”“欲”不存时，性又依托什么存在呢？王夫之的改造和深化，正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演进规律，这是对宋明理学理性反思的结果，也是对释、老（道）二学积极回应的表现。王夫之批评道：“彼佛、老者，皆托损以鸣其修。而岂知所谓损者，因三人之行而酌损之，惟其才之可任而遇难辞也。岂并其清明之嗜欲，强固之气质，概衰替之，以游惰为否塞之归也哉？”[⑧]他主张“尊性者必录其才，达情者以养其性。故未变则泰而必享，已变则损而有时。既登才情以辅性，抑凝性以存才情。损者，衰世之卦也。处其变矣，而后惩、窒之事起焉。”[⑨]王夫之对才、情、性已有了比较辩证的认识，摆脱情性对立的思想樊篱，提出“尊性”“录才”“存情”的看法，振聋发聩，令人深思。他论“损”在人的修养方面的表现，体现出自己的思想面貌。论述也明显较《易大传》深刻细腻。

王夫之认为“益”也是万事万物的一种规律。他从五行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分析出发，指出“五行相养以养群有。受养为壮，施养为老”[⑩]，提出“道在必行而无容已者，不及是而道未足以行也”、“道之益，岂问器之损哉？”[⑪]由万物之间的相互滋养，此亡而彼长，观察到事物之间存在着“益”道，即辅佐和成全他者的道。难能可贵的是，王夫之强调，要通过对事物消长现象的超越和洞察，来把握事物内在的“益”道，从而使“益”道上升为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和法则。

与“损者，衰世之卦也”[⑫]不同，王夫之认为“益者，圣人忧患之卦也”[⑬]，圣人观天察地，面对世间的不平、贫穷等现象，天地无动于衷，但圣人常念兹在兹，颇感人生迟暮、岁月不再，所以，圣人竭尽全副精力，努力调剂万物及人事，“兴利”、“尽才”、“配阴阳”[⑭]。

同时，王夫之从卦象中分析阴与阳的消长关系，提出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，“阴益而阳非损”[⑮]，这是一种新的发展，它意味着阴与阳在特定的情况下并非全部是对立的关系，也有相辅相成的方面。这些解释都超出了《周易》经文的原意和《易大传》的范围，是王夫之自己思想的体现。

总之，《易大传》中的损益思想是很有特色的，尽管《彖辞》和《象辞》略有不同，但具有民本、重时、修身的观念，在此基础上对后世思想史产生了深远影响，特别是王夫之。这是我们从微观的损益角度考察后得出的结论。